王公達原名王聿知，曾用英文名喬治·K·T·Wang。1909年出生在東墠村，系瑯琊王氏第七十二代孫。王公達自幼受詩書門第之庭訓，天資慧敏，后經寒窗苦讀，于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新聞外語專業，求學期間因故中斷學習，曾受聘于幾家報社，采訪過國民黨將領馮玉祥、何應欽等人。

　　王公達采訪時深入調，文章頗受讀者歡迎，由此聲名鵲起。

　　后來，王公達轉入北京大學繼續深造，精通中、英、日三國語言，193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，兩年后，受聘于美國合眾社當記者。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，王公達臨危受命隨軍采訪，轉戰南京、重慶等地，親眼目睹了日寇在中華大地的野蠻殘暴，深受觸動，在新聞采訪報道中盡個人最大的努力部述職并加入了美國國籍。后來，他受合眾社派遣返回中國，奔赴抗日各戰區繼續深入采訪。

　　當時，抗戰形勢岌岌可危。國共合作、一致抗日是當時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。中國的抗日戰爭究竟能堅持多久？中國到底會走向何方？1938年2月，帶著種種疑慮和困惑，王公達以美國合眾社特派記者的身份在延安采訪了毛澤東。

　　從王公達提出的九個問題我們能了解到，他問的均是當時中華兒女面對的問題核心所在，采訪不僅涉及到抗日戰爭戰略戰術，還包括國共合作、對美關系等。毛澤東針對王公達的詢問，全面客觀地分析了抗日戰爭以來的背景和戰爭進程，果斷指出：“日本的弱點漸漸暴露出來，中國的力量則漸漸加強起來”，日本“終必走上完全崩潰之途”。毛澤東對于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也作出了回答，其中包括共產黨對“民主共和國”的主張。

　　采訪后，王公達迅速將文章整理成稿，刊發在《華盛頓郵報》、《泰晤士報》等國際報刊上。1938年3月5日第32期的《解放》報也刊登了此文。

　　通過采訪，王公達更加清晰地認識到“中國抗戰必定勝利”，同時，他緊跟著又撰寫了《中國延安紀實》、《中共領袖的心胸》等文章，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政策以及國共合作的誠意，這些都極大地增進了廣大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信心，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真實的中國。

　　王公達的客觀報道引來了國民黨當權者的不滿，也為此經歷了一段艱難坎坷的生活。隨著形勢的變化，1946年，才華出眾的王公達又被國民黨政府聘請到中央社工作。為了能夠采訪到周恩來、張治中、馬歇爾等三人軍事小組成員的和談情況，王公達不辭勞苦，分赴北平、南京、上海等地。

　　解放戰爭爆發后，王公達被派到土耳其分社工作，后赴巴黎、約旦、埃及等地采訪。1954年，王公達離開中央社，赴美國加州大學研究歷史。

　　南樓王氏家風：安心立命，修身養性勤政愛民

　　1、尚學修身，為官清正

　　讀書繼世、忠厚傳家是瑯琊王氏春節時在大門上常貼的對聯，也是王姓歷史發展的經驗總結。

　　王氏家族中的“傳”、“行狀”、“封賜”的內容都是“學而優則仕”的生動體現。在南樓王氏家譜中更單列出“科第”“明經”以光宗耀祖，啟示后人。

　　“學而優則仕”，首先說的是“學”。在王氏家族發展史中，家塾教育非常盛行。王氏所居鄉里，均設有家塾，請名師授課，或者族人任教，這種教育方式一直延續到上世紀40年代新式學堂的興起。

　　在東墠王氏科舉仕進的道路上，有個人物非常關鍵，她就是竇氏，可以說沒有竇氏就沒有東墠王氏家族后來的輝煌。這位年紀輕輕就守寡的竇氏不僅撫養了自己的孩子王淑經，還撫養了淑經的長子王楠和次子王梓。正是竇氏撫養的這幾位人才，為東墠王氏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。

　　關于竇氏的記載，見于《費縣志》介紹王淑經的文字，“淑經，少孤，事母以孝聞。既入庠，兼理家務，且讀且耕。母竇氏治家嚴明。淑經更以勤儉自勵、家資以裕，延名儒嚴師課子孫。

　　在王梓的介紹中提到，王梓”幼失恃，鞠于祖母竇“。竇氏對他撫恤周至，尤其在教育上對他要求很高，在竇氏的影響下，王梓對后輩的教育也非常重視。他擔心后輩不能實力為學，就親自擔任教讀，口講指畫，不怕煩勞，督責嚴厲。在他的努力下，一門中科第蟬聯。其中王梓的胞弟子侄同時為牧令者就有5人。一時間，王氏門楣顯赫，盛況一時。

　　在讀書仕進之路成功后，他們又將“詩書繼世，忠厚傳家”的理念繼續發揚光大，以造就人才為己任。甚至有些官員退職歸鄉后，仍然以教書為業。這些都為族人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，學而優則仕，也逐漸成為王氏家族的一種族格。

　　同時，一個家族如果僅僅是自己獲得了顯貴的地位，卻不能夠為百姓做實事是子弟為官者要恪供乃職”，成為王氏家族中為官者的準則。

　　《費縣志》記載有東墠王氏家族王者聘勤政愛民的故事。

　　王者聘是雍正年拔貢，四川溫江縣知縣。在這樣一個遠離家鄉的地方，他白天忙于公務，到了晚上就在書海中求知，生活中不提倡奢侈，并且以身作則倡導勤儉之風。而他在財務上則“于常規無所取，署中費用惟俸銀四十余兩而已。”可見為官清正廉潔、勤奮。

　　每年到了春夏農忙的時候，王者聘還親自農民負擔，以至于當地百姓“勒石戴德”。

　　當時，在縣署的東門外有座長橋，以前是木頭立柱支撐橋體，王者聘擔心雨季河水漲將長橋淹沒，給河兩岸百姓的出行帶來諸多不便。同時也考慮到河堤均為草木壘建，很容易決堤，為了防備水患，淹沒百姓良田和民居，王者聘主動捐出自己的俸銀倡導重修長橋，改為石筑，“又為橋樓覆之”，加固河堤。百姓感念王者聘處處為大家著想，于是紛紛稱那座長橋為“王公橋”。

　　一分耕耘一分收獲，官愛民則民擁戴官，王者聘主政溫江縣所付出的心血換來了百姓的擁戴，所以在他治理溫江縣15年后，被推薦提拔為中書舍人。當百姓們意識到他們的父母官王者聘不走不行時，皆哭泣不止，“則請建生祠，立遺愛碑“。王者聘離開的那天，路兩側站滿了攀擁相送的人，王者聘幾乎不得行。

　　當然，王者聘只是南樓王氏家族中走出的一位官員，家族中其他為官者大都恪盡職守，勤政愛民，嚴格履行做官為民的操守。這種為官之道，尤其在古代難能可貴。

　　2、體恤鄉鄰，恪守孝友

　　歷史上各大家族興衰無常，多數大家族都只是興盛一朝，但是南樓王氏家族的發展卻歷經明清乃至民國時期，經久不衰，究其原因：審時度勢，順應特定時代的發展，不抱怨、不守舊、不愚忠于一個頹廢的朝廷。

　　為明清、民國等政治時局的交替而放緩發展，五世祖王塤、七世祖王者臣等都是清進士、舉人出身，直到清朝末年科舉依然取中者不斷。到民國時期，家族內涌現出了大批大學生。

　　在王氏家族的發展史中，忠厚傳家則體現為：濟困扶危，為德于鄉。

　　《臨沂縣志》有載：義堂王氏王佩琚，候選縣丞。“值歲荒，請于道縣牟，施粥救饑，多設粥廠。牟即委以施粥。琚按口給食，均沾實惠。”

　　王氏家譜或者《臨沂縣志》的人物傳中，有不少王氏家族為官者都列有“有惠政”、“所至有政聲”的好評。同治五年是一個饑荒年，十世王旭齡與族侄承恩等設義倉于龍泉寺，賑濟貧困，到底救活了多少人已經無法計算了。諸如此類善舉，客觀上鞏固并提高了王氏家族的社會地位，使得這一家族成為鄉鄰百姓尊敬的大家族。

　　此外，南樓王氏繼承了白沙埠王氏家族“孝友”家風，本支族中也出了諸如王楠、王梓等以孝友著稱的族人。

　　南樓王氏王佩珩出生一個月母親就離開了人世。由于早年喪母，沒有得到母愛的王佩珩長大成人后每每想到母親，便忍不住傷心飲泣。王佩珩將對生母的思念之情轉嫁到繼母身上，侍奉養母。在眾兄弟之間，王佩珩同樣做到友愛互助，在家產分配問題上，他同樣是“盡以祖業讓其兄”，自己則另外購置田產。

　　南樓王氏王者臣，康熙年間進士，官至翰林院檢討，撰修《一統志》。后來，王者臣擔任丙子科福建主考，當時他才38歲，可謂事業正處在上升期，當王者臣得知父親王佩瑝患病的消息后，他便“躬奉湯藥，后歿，哀毀成疾，不數月而卒，以孝殞身，闔郡惜之。”過世時才年僅41歲，怎么不令人惋惜。

　　記者車少遠 通訊員王思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