臨沂蘭山區南樓王氏(下): 優良家風世代傳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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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氏宗祠東側碑林內存儲著大量記事碑
南樓王氏非常重視家庭教育,倡導孝友家風,培養了一大批仁人志士,族內一眾官員為官清正廉潔,體恤民情,時刻心系百姓安危,深得百姓擁戴。 正是由于家族的先進文化理念、為官之道等優秀品格通過一代又一代族人的文化自覺加以傳承,使得南樓王氏家族得以持續發展下去,成為地位顯赫的大家族。 外籍記者王公達:抗戰期間采訪毛澤東
王公達原名王聿知,曾用英文名喬治·K·T·Wang。1909年出生在東墠村,系瑯琊王氏第七十二代孫。王公達自幼受詩書門第之庭訓,天資慧敏,后經寒窗苦讀,于1927年考入清華大學新聞外語專業,求學期間因故中斷學習,曾受聘于幾家報社,采訪過國民黨將領馮玉祥、何應欽等人。 王公達采訪時深入調,文章頗受讀者歡迎,由此聲名鵲起。 后來,王公達轉入北京大學繼續深造,精通中、英、日三國語言,1933年以優異成績畢業,兩年后,受聘于美國合眾社當記者。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,王公達臨危受命隨軍采訪,轉戰南京、重慶等地,親眼目睹了日寇在中華大地的野蠻殘暴,深受觸動,在新聞采訪報道中盡個人最大的努力部述職并加入了美國國籍。后來,他受合眾社派遣返回中國,奔赴抗日各戰區繼續深入采訪。 當時,抗戰形勢岌岌可危。國共合作、一致抗日是當時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。中國的抗日戰爭究竟能堅持多久?中國到底會走向何方?1938年2月,帶著種種疑慮和困惑,王公達以美國合眾社特派記者的身份在延安采訪了毛澤東。 從王公達提出的九個問題我們能了解到,他問的均是當時中華兒女面對的問題核心所在,采訪不僅涉及到抗日戰爭戰略戰術,還包括國共合作、對美關系等。毛澤東針對王公達的詢問,全面客觀地分析了抗日戰爭以來的背景和戰爭進程,果斷指出:“日本的弱點漸漸暴露出來,中國的力量則漸漸加強起來”,日本“終必走上完全崩潰之途”。毛澤東對于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也作出了回答,其中包括共產黨對“民主共和國”的主張。 采訪后,王公達迅速將文章整理成稿,刊發在《華盛頓郵報》、《泰晤士報》等國際報刊上。1938年3月5日第32期的《解放》報也刊登了此文。 通過采訪,王公達更加清晰地認識到“中國抗戰必定勝利”,同時,他緊跟著又撰寫了《中國延安紀實》、《中共領袖的心胸》等文章,宣傳共產黨的抗日政策以及國共合作的誠意,這些都極大地增進了廣大人民群眾抗日救國的信心,同時也向國際社會展現了特定歷史時期的一個真實的中國。 王公達的客觀報道引來了國民黨當權者的不滿,也為此經歷了一段艱難坎坷的生活。隨著形勢的變化,1946年,才華出眾的王公達又被國民黨政府聘請到中央社工作。為了能夠采訪到周恩來、張治中、馬歇爾等三人軍事小組成員的和談情況,王公達不辭勞苦,分赴北平、南京、上海等地。 解放戰爭爆發后,王公達被派到土耳其分社工作,后赴巴黎、約旦、埃及等地采訪。1954年,王公達離開中央社,赴美國加州大學研究歷史。 南樓王氏家風:安心立命,修身養性勤政愛民 1、尚學修身,為官清正 讀書繼世、忠厚傳家是瑯琊王氏春節時在大門上常貼的對聯,也是王姓歷史發展的經驗總結。 王氏家族中的“傳”、“行狀”、“封賜”的內容都是“學而優則仕”的生動體現。在南樓王氏家譜中更單列出“科第”“明經”以光宗耀祖,啟示后人。 “學而優則仕”,首先說的是“學”。在王氏家族發展史中,家塾教育非常盛行。王氏所居鄉里,均設有家塾,請名師授課,或者族人任教,這種教育方式一直延續到上世紀40年代新式學堂的興起。 在東墠王氏科舉仕進的道路上,有個人物非常關鍵,她就是竇氏,可以說沒有竇氏就沒有東墠王氏家族后來的輝煌。這位年紀輕輕就守寡的竇氏不僅撫養了自己的孩子王淑經,還撫養了淑經的長子王楠和次子王梓。正是竇氏撫養的這幾位人才,為東墠王氏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。 關于竇氏的記載,見于《費縣志》介紹王淑經的文字,“淑經,少孤,事母以孝聞。既入庠,兼理家務,且讀且耕。母竇氏治家嚴明。淑經更以勤儉自勵、家資以裕,延名儒嚴師課子孫。 在王梓的介紹中提到,王梓”幼失恃,鞠于祖母竇“。竇氏對他撫恤周至,尤其在教育上對他要求很高,在竇氏的影響下,王梓對后輩的教育也非常重視。他擔心后輩不能實力為學,就親自擔任教讀,口講指畫,不怕煩勞,督責嚴厲。在他的努力下,一門中科第蟬聯。其中王梓的胞弟子侄同時為牧令者就有5人。一時間,王氏門楣顯赫,盛況一時。 在讀書仕進之路成功后,他們又將“詩書繼世,忠厚傳家”的理念繼續發揚光大,以造就人才為己任。甚至有些官員退職歸鄉后,仍然以教書為業。這些都為族人的成長創造了良好的條件,學而優則仕,也逐漸成為王氏家族的一種族格。 同時,一個家族如果僅僅是自己獲得了顯貴的地位,卻不能夠為百姓做實事是子弟為官者要恪供乃職”,成為王氏家族中為官者的準則。 《費縣志》記載有東墠王氏家族王者聘勤政愛民的故事。 王者聘是雍正年拔貢,四川溫江縣知縣。在這樣一個遠離家鄉的地方,他白天忙于公務,到了晚上就在書海中求知,生活中不提倡奢侈,并且以身作則倡導勤儉之風。而他在財務上則“于常規無所取,署中費用惟俸銀四十余兩而已。”可見為官清正廉潔、勤奮。 每年到了春夏農忙的時候,王者聘還親自農民負擔,以至于當地百姓“勒石戴德”。 當時,在縣署的東門外有座長橋,以前是木頭立柱支撐橋體,王者聘擔心雨季河水漲將長橋淹沒,給河兩岸百姓的出行帶來諸多不便。同時也考慮到河堤均為草木壘建,很容易決堤,為了防備水患,淹沒百姓良田和民居,王者聘主動捐出自己的俸銀倡導重修長橋,改為石筑,“又為橋樓覆之”,加固河堤。百姓感念王者聘處處為大家著想,于是紛紛稱那座長橋為“王公橋”。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,官愛民則民擁戴官,王者聘主政溫江縣所付出的心血換來了百姓的擁戴,所以在他治理溫江縣15年后,被推薦提拔為中書舍人。當百姓們意識到他們的父母官王者聘不走不行時,皆哭泣不止,“則請建生祠,立遺愛碑“。王者聘離開的那天,路兩側站滿了攀擁相送的人,王者聘幾乎不得行。 當然,王者聘只是南樓王氏家族中走出的一位官員,家族中其他為官者大都恪盡職守,勤政愛民,嚴格履行做官為民的操守。這種為官之道,尤其在古代難能可貴。 2、體恤鄉鄰,恪守孝友 歷史上各大家族興衰無常,多數大家族都只是興盛一朝,但是南樓王氏家族的發展卻歷經明清乃至民國時期,經久不衰,究其原因:審時度勢,順應特定時代的發展,不抱怨、不守舊、不愚忠于一個頹廢的朝廷。 為明清、民國等政治時局的交替而放緩發展,五世祖王塤、七世祖王者臣等都是清進士、舉人出身,直到清朝末年科舉依然取中者不斷。到民國時期,家族內涌現出了大批大學生。 在王氏家族的發展史中,忠厚傳家則體現為:濟困扶危,為德于鄉。 《臨沂縣志》有載:義堂王氏王佩琚,候選縣丞。“值歲荒,請于道縣牟,施粥救饑,多設粥廠。牟即委以施粥。琚按口給食,均沾實惠。” 王氏家譜或者《臨沂縣志》的人物傳中,有不少王氏家族為官者都列有“有惠政”、“所至有政聲”的好評。同治五年是一個饑荒年,十世王旭齡與族侄承恩等設義倉于龍泉寺,賑濟貧困,到底救活了多少人已經無法計算了。諸如此類善舉,客觀上鞏固并提高了王氏家族的社會地位,使得這一家族成為鄉鄰百姓尊敬的大家族。 此外,南樓王氏繼承了白沙埠王氏家族“孝友”家風,本支族中也出了諸如王楠、王梓等以孝友著稱的族人。 南樓王氏王佩珩出生一個月母親就離開了人世。由于早年喪母,沒有得到母愛的王佩珩長大成人后每每想到母親,便忍不住傷心飲泣。王佩珩將對生母的思念之情轉嫁到繼母身上,侍奉養母。在眾兄弟之間,王佩珩同樣做到友愛互助,在家產分配問題上,他同樣是“盡以祖業讓其兄”,自己則另外購置田產。 南樓王氏王者臣,康熙年間進士,官至翰林院檢討,撰修《一統志》。后來,王者臣擔任丙子科福建主考,當時他才38歲,可謂事業正處在上升期,當王者臣得知父親王佩瑝患病的消息后,他便“躬奉湯藥,后歿,哀毀成疾,不數月而卒,以孝殞身,闔郡惜之。”過世時才年僅41歲,怎么不令人惋惜。 記者車少遠 通訊員王思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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